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无疑是全球发展最为迅猛的文物艺术品市场。2009年以来，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一直与美国和英国比肩，稳居全球三大市场之一。中国艺术品市场快速发展的动力来自中华五千年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带来的市场供给，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激发的中高收入阶层对艺术品的旺盛需求。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艺术品承载着历史、文化、审美、科学等多重价值，艺术精品还具有保值增值和资产配置的金融属性。艺术品行业的营利机构和非营利机构（例如博物馆）都面临市场问题，政府对艺术品行业非营利机构的政策对艺术品市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伴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对推动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稳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监督管理适应市场发展 

　　艺术品市场存在市场势力，尤其是拍卖市场信息不对称。艺术品具有公共品属性，既可以有正的外部性，又可能出现负的外部性，而这些问题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需要政府介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职责是营造诚信守法、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政府可以通过法律和行政、经济等手段对艺术品市场进行调控，体现政策的导向。

　　艺术品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和话语导向。凝结着国家文化政治意涵的艺术作品，对内可以提升和凝聚社会共识，对外可以代表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外文化的话语权和传播力。政府保障本国的文化独立和文化安全，出台法律法规限制本国重要的文物艺术遗产出口，2002年以来，国家文物局先后发布数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对艺术品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这是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艺术品属于文化精神产品，其生产、展示和提供相关服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新发展的基础上，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不能宣扬恐怖暴力、种族歧视等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内容，不得侵害他人名誉、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国家依法依规对扰乱市场秩序的造假和贩假等问题进行处罚，鼓励通过行业组织自律等渠道建立良好的信用环境。总体来讲，一些法律法规需要与时俱进，以适应艺术品市场发展的需要。

　　增加艺术品的亲近感 

　　文物艺术品是历史印记和文化瑰宝，中国文物艺术品代表了中国文化独特的理念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国家承担艺术品保护、传承、传播等责任。政府支持艺术品行业的主要理由在于：

　　一是艺术品为社会带来了正的外部效应。具体表现在保护文物艺术品是在为后代保留和传承文化遗珍，欣赏和享受艺术品是人们精神生活和精神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精品与生俱来的美育教育、文化张力和创新思维等可以给社会带来集体收益。二是艺术家只有在生活有保障的条件下，才能更好地独立思考和创新创意。无论在历史还是现代市场上，很多艺术家单靠艺术创作在经济上无法维持，能够被市场认可并取得良好收入的艺术家只是少数，艺术品市场存在效率不高的局限。艺术消费和收藏不是生活必需，收入水平、美育教育等都会影响到艺术消费和收藏投资的选择。而且艺术品创作的个性化导致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三是从公平的角度来说，在现代社会，艺术同教育、健康一样，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19年，中国人均GDP跨过1万美元，作为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人们对文化精神需求越来越高，政府有责任为人们提供接触和享受高质量艺术和文物遗产的权利。

　　政府通过对艺术品行业的资助，可以引导市场资金和人才的流向。政府支持艺术品行业的政策包括：一是提倡和激励全社会重视美育教育。美育是现代文明的重要体现，是人们感知幸福的基本素养。二是鼓励艺术品生产者提供更好、更丰富的产品。三是扩大艺术消费，增加艺术品的亲近感，使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年轻人对当代艺术有与生俱来的亲近感。比如，故宫折扇、文具等多种文创产品年销售额达15亿元，这充分说明实用性、生活化的艺术品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资助行业发展 

　　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对文物艺术品给予资助和扶持，资助的渠道主要有补贴、降低税率、捐赠艺术品抵税等。

　　第一，政府在兴建和运营博物馆、美术馆等方面进行大量投入，或者通过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艺术基金给艺术品项目以资助。在补贴时，大多采用财政资金作为启动和引导资金，由项目方配套，同时吸引社会资金跟进的模式，从而达到以点带面的联动和杠杆效应，进一步促进经济和就业发展。

　　第二，在艺术品进出口、交易、资本利得等税收方面，享受比一般商品更为优惠的税率。政府通过降低相关税率使人们愿意持有、展示和交易艺术品。不少国家对文物艺术品的进出口采用低于其他商品的税收政策，鼓励艺术品的国际贸易或者流动。国家间的监管体制和政策存在着差异，监管套利会导致全球艺术品交易向管制较少、交易便捷的经济金融中心聚集，全球或地区性的艺术品交易中心或重镇的形成、兴衰和转移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经济背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税率差异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第三，捐赠艺术品给非营利的文化机构，享受税收抵扣的激励。从各国实践来看，文物艺术品的慈善捐赠可以税收抵扣的机制设计，使捐赠人既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也可以在税收上得到经济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个人和企业对文化机构的捐赠动力。在全球著名的美术馆、博物馆中，很多镇馆之宝都来自捐赠。这类税收优惠更为强调市场的动力，其所激发的民间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支持远远超过了政府的直接资助规模。2017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企业所得税法》的决定，将原来规定的只允许企业捐赠在当年税前扣除，调整为可以结转到以后三年扣除。这项政策对企业参与公益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四，在遭遇特殊的突发事件的情况下，政府采取应急纾困资助措施。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很多企业的经营活动戛然而止。艺术品行业大多是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差。为此，中央和各地政府都第一时间推出政策，资助文化艺术品企业渡过难关。例如，减免社会保险费，降低贷款利率，提高中小微文化企业申报艺术基金项目资助比例，扩大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发放范围等。

　　关注公平与效率平衡 

　　政府资助补贴艺术品行业容易引起社会关注：一是是否能够真正鼓励到优质或有潜质的艺术家或者项目。艺术作品的创新是艺术家在美术史上确立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标新立异或者先锋性的作品一般较难用统一标准评判或被评委普遍认可。二是政府资助的公正公平性。国有博物馆购买艺术品、政府资助艺术项目，评判标准和程序是否公正透明，是否存在寻租腐败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三是补贴是否能够真正惠及百姓。四是政府资金是否能够起到更有效率的乘数作用，实现以小博大，带动市场进入良性循环。

　　提升政府政策效率、使政府政策与市场正向联动非常重要。一是政府补贴需要由独立专业机构和人员的评估遴选，评判标准需要更加开放多元，鼓励创新创意，鼓励新业态和新模式。二是需要对政府政策法律法规和补贴效果进行跟踪评估，考察预期目标和最后达成之间的差距。与经济目标不同的是，文化艺术法律的社会整合功能往往难以量化考核，而且很多地方政府更关注经济增长，文化艺术的发展往往作为一项软指标，容易被忽略，因此，需要建立合理科学的评估体系。三是需要借助学术力量，追踪补贴、资助以及税收优惠的最终流向和受益者，力争做到公平和效率的平衡。相较而言，税收政策把选择权交给市场而不是政府，比政府直接补贴更为市场化。

　　艺术品市场的真正繁荣光靠政府是不够的，需要探寻和激励公众自愿付费的市场机制。靠补贴，永远养不大行业和产业。激发艺术品消费和收藏市场的活力和动力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关键。从短期来说，可以将财政补贴的对象从生产者转向消费者以撬动更多的消费（例如，发放实名文化艺术惠民电子消费券等）。从长期看，应通过美育教育等手段提升全民的文化素养，让老百姓养成艺术消费的习惯，进而形成艺术消费的内生动力。

　　从政府与艺术品市场关系来看，国家的文化导向决定主流话语体系和内容，市场的激励机制拓展了艺术品的价值空间和传播维度。需要做到政府与市场两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