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了几千年的玉文化，没有在无数人的反复咀嚼中失去韵味，究其原因只有一个：不断追求卓越。翡翠目前便是这个“卓越”，无论是色泽还是硬度都无出其右。因此，它的出现也为与玉共生的君子文化提出要求：成为卓越的人。

在遥远的上古时代，我们很难准确还原当时的场景，唯能确定的是，玉是当时古人制作乐器的最好材料，“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其作为乐器的特性成为日后评价玉质的标准之一。

这一点在日后有所延续，直到编钟的出现，玉作为乐器的主材料，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过由玉石开启的巫术歌舞模式，在日后逐渐分化，巫术演化为典章，歌舞演化为艺术。

除此以外，玉器也作为载体，证明着中国远古时期祭祀文化的流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在文中写道：主要有良渚文化中期出现的十分规整的三色祭坛墓地以及玉器上的神人图像。如浙江省余杭瑶山祭坛墓地、反山祭坛墓地及其大墓中出土的玉琮、玉钺等高等级玉器上雕琢的神人图像。

有观点认为，玉石为构筑中国文化大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当然，这块基石也随着时间与历史的演进不断变化或增加功用，春秋战国时期面世的和氏璧似乎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此时玉的使用和器型多具有“帝王”之风，被称为“王玉”，玉器本身带有一定政治色彩，对于持玉者的要求，也颇具政治意味。这一阶段的开始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历经春秋战国、两汉、魏晋，至宋代彻底走下神坛。

明清两代，玉器逐渐脱离了唐宋玉的艺术传统，转而追求精雕细琢的艺术风格，并与当时的绘画书法和雕刻技艺紧密融合，在碾工和技巧方面有着显著的发展提高。

这样的情况提高了对玉本身质地的要求，也是在这一时期，一种绿色的宝石由缅甸雾露河沿岸出发，经由腾冲进入中国，并迅速抢占玉文化的载体宝座，成为主流，这个远山来客便是翡翠。

北宋欧阳修所著《归田录》卷二记载，“余家有一玉罂，形制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圣俞，以为碧玉……真宗朝老内臣也，识之，曰：此宝器也，谓之翡翠。”大意便是欧阳修家有玉石一枚，碧绿色，有人认识，称之为翡翠。由此可知，翡翠之名由来已久，并用来形容绿色的宝石。

关于后来从缅甸进入中国的翡翠与欧阳修所藏“翡翠”是否同一质地，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如今所认可的翡翠使用时间最早能追溯到明朝，佐证材料主要是明代墓葬出土文物和《徐霞客游记》，其他的只能交给时间。

交给时间的不只是名字，还有翡翠自己。复杂的环境因素催生出如此顶级特性的玉中上品，也意味着其本身无法人工复制，因而翡翠这个“远山来客”在古人的眼里被赋予神性，有高贵、吉祥的寓意。

经过开采打磨后的翡翠，呈现出惊人的美轮美奂。翡翠讲究水头，水头就是透明度，水头越长越珍贵，越透明的翡翠杂质越少，越纯净。

有人说，翡翠的美好在于其天时地利人和。凝结自然极致的风华，少而又少、精而又精，君子文化在翡翠中得到了更完美的呈现。

“翠玉象征君子之德，而竹又为梅、兰、菊、竹‘四君子’之一，此佩恰合皇帝自喻为仁政之君之意。”故宫博物院网站的介绍语中如此写道。除此之外，还有代表仕途顺利的翠翎管、祈求平安祥和的翡翠如意等等，不胜枚举。

中国的翡翠文化不只是皇家独享，由于统治者的偏爱，翡翠得到了空前重视，各地都诞生数量可观的翡翠作品，如辽宁省博物馆藏“碧玉填金龙纹盖盒”和“清代珊瑚翡翠龙首形耳环”、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夔龙纹翡翠提梁卣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翡翠屏风”。

由此可见，将自勉与自省寄托于玉器的文化，至明清两代，更多地被转移到翡翠之上。但围绕着翡翠的君子之风，并不仅仅是玉器本身，还有无数仁人志士。

在当今社会，翡翠及其代表的君子文化，仍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就其本身而言，君子文化是对道德的更高要求。君子一词在《尚书》《周易》中早已频繁使用，虽历经沧海桑田，但其内涵依旧保持着春秋时期孔子所赋予的“有德者”含义。

而玉石这一被历代知识分子自比的象征物，从自身的质地，到篆刻的艺术，一直保持着人文精神在内独有的文化价值。翡翠把这种文化价值提高到更为精密的要求，温润谦逊，因宽厚包容，以不争之德，通达天下。